1925年的中国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那时，灌县同其他地方一样，封建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相互结为一体，横征暴敛，捐税累累，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
当时，我们一批思想激进的青年，如干希宇、王用全、蒋澄中、傅于天、欧阳开云、罗梓如和我，出于对当时黑暗社会现实的不满，便自发邀约起来，先后组织了“青年协进会”“读书会”“改进社”等群众组织，用印发传单、张贴标语漫画、演街头剧和街头演讲等形式，对社会上的一些不合理不公平现象进行揭露和抨击。我们的活动给了反动势力一定的打击，因而引起了反动当局的注意。反动当局便派驻军出面，对我们的活动进行干涉，甚至下令逮捕。1927年，我和干希宇在难以立足的情况下，不得不离开灌县到了重庆，住在我亲戚家中。我们商量东下投考黄埔军校，但终因筹措的路费有限，决定由干希宇一人去，我留在重庆。他走后不久，我听说杨森二十军在万县开办了一所军政学校，类同黄埔。于是，我到万县考入了该校。该校的政治教官滕代欢、文强胜杰二人都是从黄埔军校直接调派来的，在军政训练过程中以讲道理为重，师生都彼此尊重，有一定的民主作风。
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杨森也采取了相应的清洗行动。黄埔军校派来的政治教官一律被驱逐出了学校。学生中，凡是被认为有进步思想的，不但迫其结业，不发给毕业证书，而且还被遣散离校。我属此列，所以被迫遣散了。
1928年初，我回到成都。不久，遇到了干希宇，彼此交谈了解了分别后的情况。交谈中，得知干希宇重庆一别未到广东投考黄埔军校，而是去了武昌毛泽东同志举办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学习结业后，被分配回四川工作，已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了。我们同住了几个礼拜后，干希宇便把我介绍给了张子玉。张子玉是地下党领导人。没几天，川西特委派张子玉以特派员身份与我和干希宇一同到了灌县，准备在灌县发展党员，创建灌县党小组。
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经干希宇和张子玉研究后，由干希宇介绍，张子玉接收，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们在我家中（今都江堰市幸福街道永寿社区10组）给我举行了入党宣誓仪式，这样，我成了一名正式的党员。
在我被接收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干希宇、张子玉我们三人建立了一个党小组，干希宇任小组长。此后，党组织相继发展吸收了王运全（又名王用全）、蒋澄中、傅于天、欧阳开云等同志为党员，开始筹建党的支部，由张子玉负责书记工作，干希宇负责组织工作，我负责宣传工作。
1928年3月下旬，我们在灌县北门外竹林寺庙子内召开第一次党员大会。会上，张子玉给我们讲了革命发展的形势和工作任务。这次会议，正式成立了中共灌县特别支部委员会，对领导成员作了调整和正式分工。由干希宇任特支书记兼工运工作；王运全负责组织工作；欧阳开云负责交通联络传递工作；我负责农民运动工作。张子玉常常活动于灌县和郫县一带，为了工作开展，没有具体担任灌县特支的工作。为保证安全和秘密，当时我们都取了一个化名。干希宇化名韩瑞，王运全化名瞿容，我化名范淹，蒋澄中化名郑重。会议还讨论了秘密工作注意事项，宣布了党的纪律。中共灌县特别支部成立后，开始在工农群众中开展组织和领导工作。
1929年春，灌县“特支”传达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精神，要求深入群众，抓住群众的迫切要求，变日常生活斗争为政治斗争，我被安排到崇义双玉桥上瓦窑、金马七条山一带农村活动。
我到崇义和金马后，正巧遇上土豪蒲种芗假借为地方兴办公益事业，要在每亩土地上增收附加税，引起了农民的不满。我便趁此机会鼓动农民联合起来，与地主土豪斗争，抗交捐税，发动了好几百名农民。为了团结斗争，成立了“崇义上瓦窑农会”，发表了《宣言》。我们还很好地利用了敌人内部的矛盾。当时的民团分团长雷体渊的土地无一例外要交田亩附加税，他很不满意，并极力反对。我们就大力支持他，和他联合起来斗争。当时党组织积极领导和指导了这次斗争，反对蒲种芗增收田亩附加税的斗争取得了胜利，田亩附加税被搁置了下来。但是，我在崇义、金马农民中的活动引起了国民党灌县当局的注意。一天，我回城准备向组织汇报情况，刚走进“来吃茶”茶馆，老板罗梓如便给我递了个眼色，接着，便趁给我泡茶的机会，告诉我有“便衣”。我便假借上厕所溜出了茶馆，隐蔽回城郊农村家中。为防万一，我立即将组织隐藏在我家中的油印机及文件等转移到我们自己同志胡克培叔父胡祝轩家中隐蔽好。事后，我便暂避于亲戚蒲益三家中。
1929年冬，“特支”在胡克培叔父胡祝轩家召开会议。中共川西特委派廖世民来灌县参加了会议。会议是由干希宇主持的。这次会议成立了中共灌县委员会。由干希宇任书记，胡克培任宣传兼秘书，王运全任组织，刘海民任工委，我任农委。
1930年，全国革命形势发展很快。李立三“左”倾路线在中央占了上风，要求全党执行《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决议案，我们灌县党组织响应号召，成立了“灌县行动委员会”。川西特委还从绵竹派了一位姓张的同志来灌县指导我们如何建立武装夺取中心城市的工作。斗争失败后，我来不及和组织联系，便将一些党的文件书籍装进罐子埋在自己家院里竹林下，离开了灌县。
（后记：解放后，陈益帆同志参加灌县人民公安工作，后因病回家务农。1985年农历九月廿七，陈益帆因肝癌在家中病逝，享年80岁。）
